父亲的军绿色水壶

父亲床头矮橱的最里面，放着一只军绿色水壶。漆掉得差不多了，斑斑驳驳，像旧衣上打满的补丁。壶身坑坑洼洼，用手摸过去，像是在摸一条不平的小路。壶盖边有一处深痕，黑得发亮，一眼就能瞧见。小时候我好奇地问父亲关于那只壶的故事，父亲却只是拿一块洗得发白的绒布，一圈一圈慢慢地擦拭水壶，擦得指节发红，却不说话。

家里不缺新壶，铝的、不锈钢的，亮得能照人，可父亲还是把这只旧壶当宝贝。每隔十天半月，他就把它拿出来，放在膝上，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，细细擦拭。擦完后拧开盖看一眼，又旋紧放回橱里，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。

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夏天，父亲才第一次开口讲它的来历。那天停电，屋里很热，我们爷俩坐在门口乘凉。父亲把水壶拿在手里，指尖缓缓摸着那个最深的痕迹说，“这是当年滚下山坡磕的。”

他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：“那年三伏天急行军，太阳像火。水壶背在身上，勒得肩膀生疼，可谁也不敢松。渴极了就抿一口，再传下去。晚上摸黑走山路，脚下打滑，我滚下去十几米，脑袋嗡嗡响，第一件事是摸壶，好在只瘪了一块，没漏。”

父亲停了一下，又指着壶盖上的另一处凹痕说，“我们在山里迷了路，干粮吃完了，水只剩半壶。五个人一人抿一点，润润舌头再传。到最后，嘴里都是铁锈味，却没人多喝一口。就靠这半壶水，撑到找到山泉。”

说完，他拧开壶盖，里面早干了，只剩一圈褐色的锈。他低头凝望，好像那里面还能倒出当年的水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嫌这只水壶难看。父亲擦壶时，我偶尔会给他递块布。他不说话，我也不问，两个人就这样围着一只旧壶坐着。布擦过铁皮的沙沙声，像远处风吹树叶的动静，听久了，心里就静了。

有一次我收拾屋子，想把水壶摆到显眼的地方，父亲却摇头，“它老了，怕晒。”于是它继续待在矮橱深处，和父亲的旧军帽、旧皮带做邻居。每次大扫除，父亲都会把它拿出来，擦一遍，再放回去，动作轻得像在哄孩子睡觉。

我上大学离家的那天，父亲把水壶递给我。我愣住，他说，“带着吧，路上别嫌重。”我将水壶背在包里，一路火车咣当咣当，水壶在背包里轻轻碰着书本，像是提醒我别忘了什么。到学校后，我把它放在书架最上层，偶尔拿下来擦擦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一圈一圈，不急不慌。

后来工作了，搬家几次，这只水壶一直跟着我。漆又掉了不少，铁锈也多了，可我舍不得扔。它不再盛水，却盛着父亲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，也盛着我第一次离家的忐忑和后来独自在外的日子。

去年冬天，父亲病重，我回老家陪床。夜里他醒来，指着矮橱，我懂他的意思，把水壶拿出来给他。他抬手摸了摸，嘴角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却像是笑了。我把壶放在他枕边，第二天清晨，他安静地走了。水壶还在枕边，陪了他最后一程。

如今这只水壶摆在我的书桌角落，绿漆几乎掉光，铁色发暗，我却还是隔几天擦一次。擦的时候，我会想起父亲说起往事的那个夏夜，想起火车上的咣当声，想起他最后摸壶的手。壶身坑洼，像一张没有字的地图，却标出了父亲一生的艰难与倔强。它不再盛水，却盛着一句话，“活着回来，把该记得的都记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