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提包里的劳动故事

 母亲的包挂在门后已有几十年。
   那是一只20世纪70年代常见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，四角早已磨出毛边，甚至开始脱皮了，金属扣环上凝结着绿色的铜锈。前不久整理旧物时，我解开了从未更换过的尼龙绳扣。
   首先跌出来的是三张泛黄的工牌。1976年的那张工牌照片里，母亲耳后的碎发还沾着棉纺厂的飞絮，蓝底证件照的右下角印着“备战备荒”的钢印。1979年的工牌边缘有一圈油渍，那年母亲开始兼任机床操作员，总是将机油和雪花膏放在包的内袋。最后一张是1983年的，那年母亲的双眼开始近视，却坚持在质检台前多盯了两年流水线。
   包的内衬裂着细小的伤口，从中涌出几缕灰白色的纺织线头。这些线头像是具有生命力似的，总是在我整理时重新钻出来。母亲曾说，那时不少纺织女工都有“线头过敏症”，回家掏口袋能抖出半两棉絮，咳嗽时喉间颤动的都是纱线。我忽然明白她总在深夜咳嗽的缘由，那声音与老式织布机的“咔嗒”声十分相似。
   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加班条从记事本里滑落。那些盖着红章的纸条薄如蝉翼，却记录着无数个被切割的黄昏。1978年5月1日的加班条上有深褐色的圆点，母亲说那是厂长将搪瓷缸重重放在办公桌上时溅出的茶渍。为赶制“五一献礼”的万米布匹，全车间连续加班36小时，缝纫机针头在月光下连成银色的溪流。
   包的夹层里还藏着半截粉笔。母亲用它记录过布匹的瑕疵，也在水泥地上为儿时的我画过识字格。那些笔画总带着淡淡的红色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车间粉尘渗进母亲指甲缝里的印记。此刻粉笔突然在掌心断裂，细碎的白末让我想起她总念叨的“流水线雪景”——纺织厂通风口飘出的棉絮，落在女工们的发间，像一场温柔的雪。
   翻到最底层，发现几张印着“先进生产者”的奖状。奖状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李商隐的诗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。墨迹在“尽”字上晕成小小的湖泊，那是某个加班的雨夜，厂房漏雨的痕迹。
   拉链齿间还卡着半粒褪色的纽扣，20世纪70年代，母亲曾在无数套民兵制服上缝过这样的军绿色纽扣。现在它硌着我的指腹，如同那个时代留给女工们的勋章——坚韧、朴素。
   合上提包时，一根纺锤形的线轴从缝隙中滚落。这是包里唯一崭新的物件，是母亲离厂的那天，徒弟偷偷塞进她包里的。线轴上缠着化纤与真丝混纺的金线，在夕阳下熠熠生辉。
   将包重新挂回门后时，我听见布料摩擦发出窸窣声响。这声音多像20世纪70年代纺织女工们走过厂区石板路的足音——她们踩着晨露与月光，肩上扛着责任，手提包里装着希望，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