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山隐隐
 

       老家的虎形山上盛产松树与各种灌木。松树不能随便砍伐，必须经过审批；野板栗树、野蔷薇、映山红等丛生植物砍了之后，来年还会再长。
       常言道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柴排在第一位，没有柴，哪来的人间烟火？程老屋人民是幸福的，家家都有柴山。
       老家山上的柴火大多为野板栗树。我们称野板栗为“毛栗子”，味道比板栗更妙，生吃甜，熟吃既甜又粉糯，是我们儿时的最爱。当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完后，就轮到“毛栗子”登场了。金秋九月是采摘“毛栗子”的最好时机，我们带上竹篮和剪刀上山，专找那些皮薄刺短的“毛栗蓬”，一个个用剪刀揪下来，不一会儿就能采上一小篮。打“毛栗子”要有技巧，一定要到山的迎光面去采，那里的“毛栗蓬”又大又多。
       采下的“毛栗蓬”，我们择些嫩的，用剪刀剥开吃个新鲜，其余的堆在屋角储存起来。到了冬天，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在晒场上摊开收藏了一季的“毛栗蓬”，用脚一搓，毛栗子便骨碌碌地滚了出来，鲜亮如初。

       20世纪80年代，这些“毛栗子”大多留到春节，炒熟后招待客人。如果数量多还可以换些零花钱。那几年，母亲带着我打了不少“毛栗子”，冬天收拾干净后，足有几十斤。父亲与村里人约好一起去安庆集贤关贩卖。他们半夜出发，步行几十里，赶到集贤关时恰好黎明，正逢早市。将“毛栗子”换成钱后，他们会在关岭上买些油条、“朝笏板”（一种烧饼）带回家犒劳妻儿。
       有一年，我没有等到父亲带回的油条，却等来了他满脸的汗水。原来，“毛栗子”在出售前，要用干净的湿布擦得红黑发亮，然后装袋。那天半夜，黑灯瞎火下，母亲将擦过的“毛栗子”倒进了一条装过米糠的蛇皮袋。在集市上，小贩一见这“灰头土脸”的品相，立马压价。父亲一生气便说不卖了，留着自己吃，于是哼哧哼哧地背了回来。
       一个冬夜，父亲喊我起床，说带我去罗岭吃馄饨。父亲挑着一担柴走在前面，我打着手电跟在后面。寒风凛冽，我们却走得浑身冒汗。赶到罗岭时，天还没亮。集市上有人拿着大秤来给我们的柴草过秤，120斤。陆续有人过来问价，父亲出价一块四，他们却嫌贵，只愿意出一块三，甚至更低，父亲不想卖。
       转眼天就要亮了，买柴的人越来越少，父亲开始有些急了。天亮后，有个饭店的店主过来，让父亲把柴挑过去，说出一块二。父亲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决定卖给他，总不能把这担柴再挑回家吧？钱拿到手后，还要给称秤的一毛钱，最后这担柴实得一块一。
       当年，罗岭古驿道旁有一个四根“麻石条”支起的茅草棚，棚里有个馄饨摊。摊主是一位留着山羊胡的老人，不苟言笑，清瘦矍铄。他包的馄饨是当地一绝，皮薄馅足，汤汁鲜美，两毛钱一碗。那时，只要去罗岭赶集的，几乎都吃过他卖的馄饨。那天早上，我与父亲一人吃了一碗，连汤水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       那是我第一次陪父亲去卖柴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在目睹了父亲的艰辛与委曲求全后，我再也不想吃那浸满辛酸的馄饨。
       当年粮食和柴草不值钱，农民在取得基本的温饱后，十分容易满足。父亲说，山上那么多柴，自家烧不完，多少能换点钱。不就花点力气吗？力气又不值钱！

       力气不值钱，是父亲那一代农民的共识。那时，家乡的虎形山每年十月都被砍得光秃秃的。青山的确不老，来年又是郁郁葱葱。
       父亲那一代农民或离去或老去，力气开始成为稀缺资源。近20年来，再也没人去虎形山砍柴。父亲砍柴流过汗、母亲扒柴摔过跤、妹妹采过映山红、我放牛时迎风呐喊的那片山，是祖先的埋骨之地，也是走出程老屋的孩子们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       乡村振兴，青山隐隐。那也是我们永远的靠山。